2000年，阴法唐中将受中央委派，任四川省省级机关开展的“三讲”教育巡视组组长。
所谓的“三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这天，省人大常委刘崇理接到阴法唐秘书打来的电话，说阴法唐约他到住处摆谈摆谈。
就这样，刘崇理认识了阴法唐。
在这之前，刘崇理了解了阴法唐将军的革命英雄事迹，对这位老前辈格外敬佩。
面对阴法唐的询问，刘崇理如实作答。
几年后，刘崇理发现了省里存在“贪腐”现象，他将情况反馈给阴法唐，寻求他的帮助。阴法唐是怎么做的？
阴法唐于1922年出生在山东肥城县，1938年参加革命，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功绩。
1949年，阴法唐率部追歼宋希濂部。宋希濂的被捕，使“瞿秋白事件”得到了最直接的证实！
1935年2月，瞿秋白等人突围时被俘。宋希濂时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当时由他负责审讯瞿秋白。
之后，瞿秋白就被宋希濂奉老蒋“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杀害了。
在这之前，有人就怀疑瞿秋白可能有“变节”的行为。而这种说法，在那个特殊年代，被传得尤为离谱。
而瞿秋白从被捕，到遇害的全过程，宋希濂都是亲眼所见的。
关于那段往事，宋希濂出具的书面证明，这样写道：
“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活》长文，我当时就看过……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话说，若是阴法唐没抓到宋希濂，那么瞿秋白或许还在沉冤中。
1950年，阴法唐随所在的第二野战军十八军进军西藏，时任五十二师副政委。这年10月，阴法唐参加了昌都战役。
往后，阴法唐长期在西藏工作。他时刻关注着西藏的发展，曾深情地说：“像西藏这样的地方，更需要全国的关心，西藏的发展没有全国的支援是不行的。”
特殊年代，阴法唐被调出西藏，先后在济南军区，福建军区，二炮部队工作。1980年，阴法唐二次进藏。
1985年，阴法唐第二次调离西藏，任第二炮兵副政委。
1999年，阴法唐受命担任河北省“三讲”巡视组组长。
他带着调查组进驻河北，三个月的时间里，阴法唐和一些正义之士，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当时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程维高发起了斗争。
最后，程维高的“贪腐”被曝光，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2000年，阴法唐来四川开展“三讲”教育。
为了把“三讲”教育抓好，阴法唐不仅向在职领导了解情况，还会听取一些普通干部和基层群众的看法。
初来成都，阴法唐拒绝了省领导给他安排的豪华宾馆。尽管省领导表示，豪华宾馆有警卫站岗，便于保障领导的安全。
可阴法唐还是选择了一个招待所住了下来。
之后，到四川省下面的县城、农村调研时，阴法唐还住在了老农民的家里，与他们亲切交谈，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这天，刘崇理受邀前去阴法唐的住处。没见面前，刘崇理以为阴法唐是个身材高大魁梧，表情严厉的将军。但一见面，刘崇理才深刻感到阴法唐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虽说彼此是第一次见面，但像是老朋友一样。两人打过招呼后，谈话的内容便进入了正题。
阴法唐问：“省人大机关的“三讲”进展如何？”刘崇理如实回答：“很一般，现在是进入整改阶段。”
刘崇理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三讲”教育寄托的希望很大。但有部分参加“三讲”人员，自我剖析并不深刻，问题找得并不准，自我批评回避要害，相互批评大家彼此都客气。
阴法唐提出，对人大机关“三讲”有什么建议？刘崇理很直白地说，不应该只有基层自我剖析，所有机关人员都要进行自我剖析。
刘崇理的意思很明了，如果问题是出在上层，由出了问题的上层去监督下层，可以说是毫无效果的。
阴法唐理解刘崇理的意思，对他的看法很是认同。
从了解了阴法唐的革命事迹，到和阴法唐第一次交谈，刘崇理认为这位老前辈是值得信赖的好官。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次关于省委部分领导贪腐问题，刘崇理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就是阴法唐。
2004年年底，刘崇理从四川经济管理学院退休教师张良栋，和西南交大的一位教授那里，听说了一条重磅消息。
他们告诉刘崇理，成都市花大价钱，为副市级以上的干部，在四川好几处地方修建超豪华住宅。
所谓的超豪华住宅，一是位置好，属于风景区，二是面积大，三是高标准。另外，官职越高，配套设备越好。
据他们了解，副省级以上的住处，不仅带花园，而且有各自的车库。值得一提的是，装修费也是高得离谱：每套装修费高达50万，副省级、正省级50万都打不住。
他们了解到，一些离休的老领导，都是红军、八路军出身，对此反应极其强烈。
刘崇理听后，也是十分愤慨。他心想，不少老百姓住房尚困难，还有一部分未脱贫，下岗人就业也没解决。而所谓的“公仆”的住宅，却是换了又换。
如果情况属实，那无形中每套吞掉人民几百万的血汗钱。
于是，三人商议好后，决定把情况和中央反映。为了更直观的说明情况，张良栋早已录制好了光盘。
材料打印好后，怎样才能送到中纪委？三人思考良久，决定求助阴法唐中将。
他们是迫切想去办此事。
据刘崇理说，他们听说，要住进豪宅的官吏们，有的要在2005年春节就搬进去住。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而受的处罚，也无非是“下不为例”的批评。
虽然这么做，刘崇理和其他两位老师是有很大风险的，但他们有必须去做的理由。
正如刘崇理在回忆录中所写：
“我们受党教育、培养几十年，吃了人民几十年的薪奉，今天虽花自己的退休金，冒着遭打击报复的危险，但也值。”
2005年1月9日，三人坐飞机去了北京。在一所干休所的普通单元楼房，三人见到了阴法唐。
刘崇理为三人代表，向阴法唐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呈上证据资料。阴法唐阅览后，决定帮助他们。
阴法唐给中纪研究室一位姓邵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协助三人。信交给刘崇理后，阴法唐夫妇和三人拍照留念。
次日一早，三人就带着阴法唐的亲笔信去了中纪委办公厅。可惜，邵同志不在，去外地打工了。
于是，刘崇理就给阴法唐打电话说了此事。阴法唐让他们去找一个姓睢的同志。
见到睢同志后，刘崇理就把材料交上去了。睢同志表示，一定会把材料上交到中纪委的两位副书记手上。
完事后，三人准备返回四川。临行前，刘崇理给阴法唐打了一个电话，感谢他对四川反腐的关心和支持，并在电话上与他告别。
在阴法唐的帮助下，这次上访中央的事情很是顺利。中央很快派人到成都调查，事情的真相也慢慢地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