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辽阔，物产丰富，几千年来产生了不少民族与政权。我们在初高中历史课本中学到的羌、鲜卑、突厥、匈奴等都属于重要的少数民族。他们建立的政权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北朝的北朝政权统治者多为鲜卑族；突厥有突厥汗国；匈奴曾建立过匈奴国。匈奴帝国之后，活跃于蒙古草原上的各游牧部族一直有建立游牧国家的传统。只有羌，特别是西羌——汉代黄河上游的高原河谷游牧部族，对于组成“国家”不感兴趣。
但是羌，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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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西羌在中国历史上未若匈奴、鲜卑、突厥、蒙古那样赫赫有名。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给中原帝国带来的麻烦少——造成东汉帝国衰亡的外敌主要是西羌，而不是匈奴——而是，他们没有建立其“国家”，没有像“单于”那样势力强大的领袖，甚至缺少功绩显著可流传于史的英雄。事实上，汉晋时期华夏所称的“西羌”，是黄河上游一些统于各个部落的人群；他们只有在对汉帝国作战时，各部落才暂时结为部落联盟。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称号，但显然并不是“羌”——这只是华夏对他们的泛称。
羌
“羌”这个字，由羊、人两部分并成。远在商代，商人便称西方有些异族为羌，大约指今日陕西东部、山西南部一带与商人为敌的人群。从“羌”这个字的构造，以及从考古资料所见商周之际北方养羊的风气愈来愈盛，且这样的混合经济人群也往南方进逼的情况看来，商人称一些西方部族为“羌”，其意是指他们心目中西方那些“养很多羊的异族”。汉代许慎在所著《说文解字》中，释羌字为“西方牧羊人也”；这应很接近商人心目中羌的概念。只是，东汉时人所称的“羌”并非在陕西或山西，而是在更西方的青海东部与甘肃西南部。这是因为，西周以后华夏认同形成，并西向扩张；当西方的周人、秦人及西戎等都逐渐变成华夏之后，“羌”这个华夏心目中的我族边缘概念，便持续往西移指更西方的异族。
河湟及青藏高原东缘的羌人牧区图
秦汉时，随着帝国的西向扩张，华夏接触并认识了更多的西方异族；他们先以“羌”这个古老异族称号来指称陇西一带的异族，后来这些异族也成为华夏后，华夏又称新开发的河西四郡上的一些异族为“羌”，最后，约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羌”才主要被华夏用来指称青海、甘肃之河湟（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一带的异族。在这里，我探讨的对象便是汉代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
由于他们与汉帝国有激烈、血腥的冲突，因此汉代之人对他们有许多的描述与记载，也使得本地各部落人群成为华夏心目中“羌人”的主体、核心。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西汉中期以后，汉帝国的势力逐渐进入河湟地区（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一带，约在今甘肃西南与青海省的东部）。东汉时由于汉帝国驻军、殖民于河湟，造成本地羌人各部落与汉帝国间剧烈的军事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帝国史官有了河湟驻军、官员所提供的关于羌人的资料，也有了描述这些西方异族的动机。这些由东汉后期以来累积的资料，后来都被公元5世纪时的范晔写入其《后汉书》中。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以下简称《西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概要地重建汉代河湟西羌的游牧生活。首先，《西羌传》对河湟部落之民的经济生活有一提纲挈领的综述：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此记载说明，基本上他们是行游牧的，但“地少五谷”这样的陈述，似乎是说他们并非绝无农业。的确，《西羌传》及《后汉书》其他篇章中都有河湟羌人从事农作或储存谷类的记载，因此学者们多认为汉代河湟羌人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亦有学者推测他们中有些是定居农民，有些则是行游牧的牧民——与当代本地藏族有农人、有牧民是一样的。
羌人部落及其社会
西羌与匈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有国家组织，而前者为许多不相统属且经常相互掠夺的部落。这样的差别，与两者在游牧经济生态上的差异有密切关联。
首先，匈奴与羌人社会间的鲜明差异也表现在考古遗存上。俄、蒙与中国考古学者皆曾发现随葬品丰盛的匈奴贵冑王侯之墓，及其城镇与大型宫室建筑。这些上层社会遗存中，常有来自远方的珍贵物品。然而在青海河湟地区，卡约文化（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因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村而得名）大部分地方类型都在战国时期消失。只有少部分，如大华中庄类型（湟源大华中庄出土的百余座卡约文化墓葬，称为大华中庄类型，一般认为这是最晚的一种卡约文化遗存）遗存，能延续至汉代。然而其遗存也主要是简单的墓葬，少有遗址；遗存中没有悬殊的社会贵贱贫富之别。生活工具与畜产之外，只有一些制作简单的随身饰品。这已显示西羌与匈奴在社会文化上的差别。
其次，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匈奴单于与各王都有数量庞大的臣僚、部属；这些贵族入葬时，有“金银衣裳”与“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羌人豪酋（qu）恰与此相反。《后汉书》中有一则关于东汉末之枭雄董卓年轻时与羌人豪酋相交的有趣记载。这个记载称，董卓在年轻时曾到羌人地区游历，结交了一些当地的羌人豪酋。后来他回到乡里，有一天他在野外耕种，几个羌人豪酋一道来看他，董卓便把耕牛杀了来招待他这些羌人朋友。这几个羌人头领很感于他对待朋友的诚意，于是回来后募集了千余头牲畜送他。这个记载中的羌人豪酋十分平易，与汉民董卓平等相交，其赠予董卓的礼物数量虽大，但也不过是些平实的家畜而已。
部落结构
在人类学中，“部落”是一个被泛用的名词，包含许多不同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如何，美国人类学者萨林斯对部落的定义，或能代表人类学者的普遍看法。他称，部落是一种其内部群体间不准相互报血仇的亲属群体或社群。然而，就因为部落以“亲属血缘”关系为骨干，所以其内部常有循此亲属关系的次部落群体，而各次部落群体间也难免有敌对关系。如前所言，相当于“部落”的羌人社会群体，在中国汉晋文献中皆称作“种”或“种落”——“种”这个字也隐喻着其成员间有血缘或有共同起源关系。因此羌人的“种”或“种落”便是部落，或更正确地说，指各大小层级的部落。
部落示意图
河湟羌人部落由一些领袖，汉文献称之为“豪酋”，及其“种人”与“附落”构成。豪酋有大豪、中豪、小豪。《汉书》记载，赵充国曾悬赏缉补犯罪的羌人头领，依猎得“大豪、中豪、下豪”赐赏金不等。种人应是与豪酋有远近亲属关系的部落民众；附落则指与豪酋或此部落主体民众无亲属关系的“他种”，其原部落可能离散或衰微，因此他们依附于此部落以求生。
以资料较丰富的“烧当种”来说，“烧当种”指一个大范围的超部落血缘部族群体，其下各级部落均奉“烧当”为始祖。烧当种中的滇良家族是一个大部落，它内部各部落随着世代变迁。如在滇良过世后，这部落分裂为两个部落——滇岸部落与滇吾部落。滇吾仍在位时，他的部落中有号吾、东吾、迷吾等三个次部落，分别由其子率领；如前所言，他们应是出于不同母亲的半弟兄。滇吾去世后，这部落便分裂成三个部落——号吾、东吾、迷吾等皆成为独立部落。
中国历史记载虽称滇良传位给滇吾，滇吾又传于东吾，看来有父子线性传承，但实际上各部落是独立行事的。汉帝国曾同时对付号吾、东吾、迷吾等三个部落。同一家族的这些部落有时虽联合行动，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自主行动，自行决定与汉帝国的战、和与降。
以大豪、中豪、下豪这样的称法来看，滇良家族之部落组织似乎至少有三层——我们且称之为部落、次部落与小部落。一个部落的豪酋（大豪），或不止娶一个妻子；每一妻及其儿子们（其中一人为首，相当于中豪）率领部分族人（种人）与附属小部落（附落）形成一次级部落。在此层级下，族人及附属小部落中也有其头人（下豪，可能为中豪的弟兄）。当此部落豪酋过世，每一次级部落之豪酋及其亲弟兄们，率领其子、亲属、附属部落、牧团独立成一新部落。此部落首领之母，便是团结这些亲弟兄及他们的儿子、亲属、部众的“共同起源”象征。这样的大部落中又有次部落、小部落的组织，便是我在前面一再提及的游牧社会之“分群性社会结构”。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
汉代华夏称作“羌”的人群分布很广，除了河湟诸羌外，还有今川西康藏地区的山间部落人群，以及河西走廊到天山南路的部分游牧人群，东汉时期又有许多河湟羌人部落被汉帝国强迫迁于帝国的西北边郡，因此汉代“羌人”的经济生业与社会组织自然也因时因地而有相当差别。无论如何，这些被称为“羌”的人群有一共同的社会政治特质，那便是，在他们中间不易产生广土众民的国家与中央化王权——中国历史文献对这样的人群社会常见的描述词便是“无君”。
对于统于一君的华夏来说，“无君”的词意近于野蛮、不文明。因此汉代华夏较尊重蒙古草原上统于单于的匈奴，对于“无君”的西羌则十分鄙视。汉晋时期华夏认为匈奴的祖先为夏后氏（大禹）的后裔“淳维”，或黄帝后裔“始均”，却认为西羌始祖为秦国的戎人逃奴“无弋爰剑”——由此也可看出他们在华夏心目中的地位高下。
西羌的分群、分散性部落社会结构，表现在他们与汉帝国的交锋上便是，羌人各部落只能结为暂时性的部落联盟，且每一次结盟都要各部落先解除宿仇、交换人质。战争一结束，此联盟即瓦解，各部落又回到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争战之中。
在这样的分群性社会结构中，每一小社会群体（牧团、小部落）都为其命运自作抉择；何时从冬场出来开始春季放牧，何时分裂成更小的群体各自迁徙求生，以及是否与其他部落结盟以对抗另一部落联盟或汉帝国。这便是为何，在汉晋文献中多有数百个羌人豪酋一起向汉帝国投降的记载，而这样的记载没有出现在汉文献对匈奴的描述中。在匈奴，单于或诸王可决定与汉帝国的战与和；对于西羌，或战或降是每一牧团与小部落自行作的决定，因此经常来向汉帝国投降的是数百个“豪酋”。
然而，虽没有国家组织，但并不表示羌人容易对付。事实上，汉帝国为了“羌乱”付出极大的代价。
他们不曾要求开关市、不曾要求和亲，没有“王”可控制各个小部落群体的行动。因此当数百位首领一起来降时，不知何时他们又会叛离；与其作战很容易杀得他们“一种殆尽”，但那只是牧民们分群、分散各自求生下的假象，不多时各部又集结起来与汉军对抗。鄙视其“无君”实因汉帝国对西羌社会缺乏了解；对其缺乏了解，也使得汉帝国对于这些的西羌部落几乎是束手无策。
公元87年，汉军设鸿门宴，杀了迷吾部落来降的800多位羌人豪酋。这样的杀降行动，也表示汉军将领认为敌人的“投降”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这个悲剧是一重要表征、表相，其背后的本相是汉帝国侵入并占领河湟谷地使得羌人失其生计所倚，是部分羌人部落、牧团选择投降以求生存，是阶序化、中央化帝国威权难以了解及控制平等化、分群化部落社会。
杀了所有来降的羌人首领究竟不常发生，汉帝国对于来降的羌人部落更普遍的处置是强迫迁移，将他们迁到帝国的西北边郡。在这些地方，原来帝国的边郡民众生活便不容易，一个个的羌人部落移入后，本地人群间的农牧资源竞争就更激烈了。在许多羌人与汉民的纠纷中，汉地方官员偏袒汉民，常是造成“羌乱”的初因。汉军来平乱时，不分哪些是“乱羌”而到处侵扰羌人，使得许多羌部落再度结盟反抗或到处流徙，造成更大的动乱。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羌乱”并非只是羌人的动乱，而是让整个帝国西北边郡及关中地区，无论是羌民、汉民或是归降的北方草原部族之民，皆被卷入的社会动荡。我们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得知，这些反抗汉帝国的“叛羌”领导群体中有羌人也有汉人。其二，在汉帝国西北边郡这样资源贫乏的地区，绝大部分乡民时时都在饥馑、暴力威胁下，一有动乱就更是无法生存。因此当社会有大动乱不安时，甚至平时，大家都需投入可暂且求生或可得到保护的权势、武装团体之中。这也是为何经常“羌乱”——发生便如滚雪球般扩大的原因。
最后，我们可思考一个问题：同样是游牧人群，为何北方草原的匈奴可凝聚在“国家”组织之下，而西北高原河谷游牧的羌人却经常只在其各级“部落”组织之中？我认为，此与两者之自然环境以及游牧经济生态有关。在环境资源上，匈奴各部落之领域（分地）资源不足以维生，而且这些资源难以预期。因此他们发展出超部落的“国家”，将其经济生业领域扩张至与中国、西域、乌桓、丁零等地人群相接的地区，因此得以由掠夺、贸易、贡税等“对外”之辅助性经济活动中扩张其生存资源。因为他们向外取得这些辅助性资源的对象是如乌桓、鲜卑、乌孙那样的大部落联盟或国家，或如汉帝国那样的庞大帝国，因此超部落的国家成为争取及维护资源的经常性政治组合。
河湟羌人所生存的环境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区。由于河湟地区的地理封闭性，以及高山河谷地形，使他们难以发展对外关系以取得远方的辅助性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一部落如能控制如大小榆谷那样的美好河谷，在谷地种麦，在附近的山地游牧、狩猎，生存所需大致无缺。因此其游牧之外的主要辅助性生业，农业、狩猎，使得肥美的河谷、山谷成为资源可预期而值得倾力保护与争夺的对象。如此，羌人的资源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羌部落。如此“部落”成为保护本身利益及向外取得辅助性资源最重要的群体。部落的分群性结构（层层的次部落、小部落与牧团等）及“平等自主”原则，更使得每一小群体都自作抉择，以求生存或扩张其利益。于是各大小部落为了争美好的河谷而争战不休，互相掠夺。无止境的部落战争使得各部落互相猜忌、仇恨，在这样的人类生态下，任何超部落的政治结合都是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