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对人们就很有吸引力。据《东坡志林》记载，小孩子们如果挑皮淘气，大人常常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去听艺人讲故事，听到三国故事时“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由此可见三国的故事，早在《三国演义》尚未成书之前就具备了这样两点：一是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二是故事在流传中已有很强的艺术效果，连小孩子都激动的有说有笑。《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十分突出的继承和发展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刘备兵败当阳的一段艺术描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既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又有高度的艺术效果。如何评价尊刘贬曹的思想内容是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这里姑且不谈。而作者为表现这一主题所采取的一些艺术手段显而易见是有可借鉴之处的。“当阳之战”，本来是刘备吃了败仗，而且败的很惨，丢妻撂子，怆惶逃生。从樊城撤退时尚有三千余军马，经过当阳境内的景山一役，再看手下随行人只有百余骑，其损失可谓惨重。有意思的是作者并沒有迴避这些失败的事实，可它给读者的印象却是最后失败的似乎不是刘备，倒有点是曹操。这就是一个很叫人玩味的艺术秘密。人们阅读这一段作品时真有点像《东坡志林》说的那样，总是对刘备不利的形势和不幸命运提心吊胆，而张飞、赵云的忠勇善战，英勇威猛，又不时让读者振奋喝彩。作者在这里深俱匠心的艺术安排，很值得我们探讨。
首先，作者向读者交待了主人公刘备宁肯自己逃亡而不愿乘乱夺同宗刘表的基业，这样一个个人品德。当刘表病危的时候，诸葛亮劝刘备说：“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刘备回答说：“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不采纳诸葛亮的建议谢绝了。这就使读者先从道义上肯定了刘备此次的逃亡。同时作者把刘备逃亡路上为曹兵所追以及造成惨重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刘备的爱民行为，不忍弃众速行，甘愿同百姓共患难。这就为刘备的失败争得了读者更大的同情。在这里作者十分突出的描写了刘备的宽厚爱民。在形势极为危机的情况下，他依然依恋百姓不肯先行。不管部下怎样着急，三番五次的劝告，他总是以“奈何弃之”的话来谢绝。第一次诸葛亮劝他“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他说：“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结果是“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泣。”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这就为刘备的逃亡挂上了沉重的包袱。
第二次是他带着十万民众拖家带口上路，每天只走十余里便歇，“忽哨马报说，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众将劝说：“江陵要地，足可据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仅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结果还是“拥着百姓，缓缓而行。”这就为追兵造成了大好机会。
第三次，曹操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命令精选铁骑五千，星夜追击，就在追兵已经赶上的当天晚上，谋士简雍吃惊地告诉他：“主公可速弃百姓而走。‘若恋而不弃，祸不远矣。’”他还坚持：“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吾安忍弃之？”结果当阳景山一役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丢妻弃子，险些遭性命之忧。到了这时他还是不忘百姓放声大哭说：“十数万坐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作者就是这样一再强调刘备的爱民行为的。其中当然也有渲染蜀汉正统的成份，但不管怎样，今天也好，古人也罢，对一个对人民有较好态度的长后、君王，总是同情被肯定的。作者正是抓住刘备宽厚爱民这一特点，进行渲染，表现了自己的倾向，争得了读者的同情。当阳之战以前，作者以饱含爱憎的笔触，指出双方力量的过度悬殊，曹操占着绝对优势，刘备处于绝对劣势；曹操处于主动地位、追击，刘备处于被动地位、逃跑。从这里悄悄暗示给读者：曹操以强凌弱，刘备兵寡不敌；刘备不被曹操一口吞没就算胜利，曹操不能完全歼灭刘备就是失败。这样，作者就既为他心爱的主人公遭受战败之辱，先造了开拓之门，又为他的主人公危险的命运争得读者更大的关注。更重要的还是为他的主人公在读者心中奠定了败不足馁，胜则更喜的心理基础，这真是一石数鸟的艺术手法。
我们不仿再看看当时的具体形势，曹操的力量已空前壮大，兵多将广，清吕布于夏丕，灭袁绍于官渡，破宫环于白登，北方的群雄略已剪平，正准备消灭刘备、孙权扫平江南。曹操大军南下荆襄，刘综又不战而降。曹操为了攻打刘备，先曾发兵十万进逼博望，既而又起大军五十万直逼新野。不料诸葛亮博望烧屯，白河弄水，竟使夏侯惇、曹仁这些人大败而归。这更激怒了意气骄横的曹操，于是亲自带领三军“填塞白河，分作八路。”满山遍野，排山倒海而来，及至当阳时，他的兵力已到赤壁鏖战时的兵力八十三万，诈称百万。而刘备东奔西跑无立锥之地，加上刘表兵不满千，武将只有关羽、张飞、赵云而己。况且新野山僻小县，人烟稀少，粮食显薄，兵甲不足，城郭不固，军不精练，粮不及日，强敌压境，不能不造成弃新野、走樊城的局面，败当阳，走夏口成为势所必然。刘备撤离当阳时最多兵力不过三千余人马。以三千不精炼之兵如何能抵挡住百万雄师！何况还有十余万负役之民众，扶老携幼相随，而刘备又不忍弃之，日行十余里，步行江陵，甘于同败。这就在不利条件上加上了不利。双方力量对比竟如此悬殊，可战斗的结果，刘备安然脱险，除糜夫人一人自尽于疆场之外，刘备集团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安全无羌，以致造成后来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揭开了著名赤壁之战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看，当阳之战刘备并没有彻底的失败，曹操也没有完全取胜。尤其是在大战中还出现了长板坡赵云救主、长板坡张飞退敌的局面，这就更使读者产生刘备虽败犹胜，曹操虽胜犹败的感觉。罗贯中就是用他那生花之笔表现了他的拥刘贬曹倾向性。
作者还颇具匠心的把刘备集团中常立于不败之地的英雄人物关羽、诸葛亮安排离开，让他俩先后远去江夏求援，免受这场战败之辱。让这场不可避免的失败缘由由刘备这个一贯遭受失败的人物一人承担，这就更耐人寻味了。看来，关羽往江夏求援还很自然，为后来阻截曹操打击汉津设下埋伏，不仅在艺术上有它的作用，而且还有历史的影子。《三国志·关羽》《三国志·先主》等传，有刘备派遣关羽携百余舟始还江陵的记载。而诸葛亮去江夏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而《三国志.先主传》明明写着“曹公将兵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板，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十骑走”等。可《三国演义》的作者却偏偏不让诸葛亮与刘备一齐逃跑，让诸葛亮在刘备的委托下也远去江夏了，替他找到的理由是：“云长往江夏去了，绝无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烦军师亲自走一遭。刘琦感公昔日之救，今若见公亲至，事必谐矣。”就这样轻轻地将孔明也打发到当阳之战以外了。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安排作者是有他一番艺术用意的。诸葛亮在作者或读者心目中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胜利的象征，不能让他轻易掉到失败的泥坑里去，况且他下山还没有多久，由他指挥在博望、新野刚打了两个漂亮仗，才树立起军师的威信，刘备部下的将领关羽、张飞等才刚刚服他，如果让他束手无策的与刘备一起逃跑，神机妙算哪儿去了？这就多少有损他的尊严和性格的光辉。作者之所以这样处理，我们涉求虽不能过欲，但至少是不留痕迹的成全了这位用兵如神的军事家的威望，自然也就节省了在失败场合为作者所称颂的中心人物作必要的开拓打圆场的文字，从而减少了不少创作中的麻烦。因此我们就不能不肯定这种手法的经营得体。
最后一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作者在简单的历史题材的基础上，充分施展了他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地虚构的才能，紧紧地掌握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威风的原则，又不肆意的颠倒历史事实，采取了从败中写胜，从大败中突出小胜的手法，生动地描述了这次战争的全景，表现了他尊贬抑扬的思想和爱憎喜怒的感情。作为尊刘贬曹的作者，当然他在主观上并不愿意他所尊敬的人物失败。可刘备兵败当阳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罗贯中，他又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隐讳颠倒这一事实。在当阳之战的一段描写里，他的确是创造性地整理了历史题材。在这次败退中，赵云誓死保护甘夫人，结果免难。张飞喝断桥梁，瞠目横矛，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这些也都有记载可考。败，故然是事实；胜，也是事属有因，只是败乃大败，胜乃小利也；败是全面逃生的亡命败，胜则是自卫脱险的局部胜。
《三国演义》又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不能硬行捏造历史，可任何一个作家，不管他采用何种题材，从历史传说中提供出来的，还是从现实生活中提供出来的，他总是要表现他的立场、观点、爱憎和意愿的，他的笔总是有所倾向的。在既有的素材不利于他所要赞颂的人物进行歌颂的条件下，依然要极尽歌颂之能事，这就到了考验艺术家本领的紧要关头。尽管历史题材对作家有一定的约束性，但一个有作为的艺术家是绝不会跟在史学家的身后亦步亦趋的。
从历史题材成为艺术成品，其间必须经过一道历史概括的工序，使人物和情节典型化，使作品凌驾在史实的基础上。因为文学作品总是要通过艺术形象自身的生活真实性显示他的思想艺术力量的。
罗贯中关于当阳之战的一段艺术处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足以能借鉴的艺术经验。他既没拘泥于史实，也不任意捏造史实，而把史实的真实性和作者的倾向性二者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艺术中虚写与实写结合起来，把全面叙述与重点描绘结合起来。他全面概括勾勒笼罩似的叙述了刘备走新野、弃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的大败，交代了历史面貌；而又突出重点，生动具体，极近夸张地描绘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板桥的大败中的小胜。当然所谓“小胜”是与“大败”相对而言的，实际上赵云、张飞的战果是辉煌惊人的。作者以高度同情的笔调写了大败，又以热烈激动的心情写了小胜；意到笔随地写了大败，精雕细刻地写了小胜；虚写了大败，实写了小胜。虚实相生，构成了一幅淡抹浓描总相宜的彩色风云图。同时，大败不仅仅是贴在小胜后面的背景，而且是一种烘托，让大败的形势造成的氛围将小胜烘托的更为色彩绚丽，耀人心目。把战斗中刘备部下的虎胆英雄张飞、赵云的形象烘托的更加神勇无敌，光芒四射，把大败淹没在小胜之中，在读者心目中好像最后胜利的还是在刘备一方。这样，小说既有历史事实的清晰脉络，又达到了作者尊刘抑曹的目的。荀子曾说：“不全不萃不足以称之为美”。当阳之战的艺术处理，既全面地表述了战役的经过，又集中而精萃地描绘了典型事件和情节，既全又萃足以为之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