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任政府上台以来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与政策，孤立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破坏性渐增。尤其是在华盛顿加大对欧洲的批评、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国和欧洲内部都有声音开始担忧：如果美国“淡出”，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将会“分裂、枯萎乃至消亡”。 在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中实现崛起 本质而言，“西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价值观或地缘政治概念。现代意义上的西方通常被认为崛起于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或者说大航海时代。伴随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及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等标志性事件，西方对于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不断扩展和加深。随后，主要欧洲列强开启大规模的对外殖民，较短时间内就使西方控制的地理范围扩大了10倍以上，所能掌控和利用的资源大幅增加。 1872年，李鸿章在给大清皇帝的奏折中将鸦片战争之后的世界格局变化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对应的一大背景，就是彼时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以及不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扩张。在那之前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的中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一条有关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即“胡焕庸线”。这条分界线与我国400毫米降水线基本重合，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农耕地区面积巨大，这意味着过去几千年间，中国拥有堪称世界之最的农耕文明市场，社会分工先进，财富创造力强。但在经历大航海时代后，欧洲列强通过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等方式，把欧亚大陆与南北美洲、非洲乃至大洋洲连在一起。于是，在知识和资源等方面逐渐取得优势后，西方在市场规模上也超越了中国。 某种程度上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欧洲中世纪混战状态的结束。从之前近千年间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禁锢中挣脱出来后，欧洲社会产生日益强大的商人阶层和资产阶级，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开始推动欧洲诸国的海外冒险和殖民扩张，加之市场扩大带来需求增长，欧洲开始面临人力短缺问题，这又促使欧洲人率先掌握和开启了大机器生产，实现生产方式的跃升。 在《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中，经济学者文一回顾硝烟弥漫的欧洲中世纪，提到13世纪蒙古人将中国发明的火药带到欧洲，随后极大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战争形态，欧洲主要国家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生产、改进火炮。学界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有着“现代科学奠基人”之称的伽利略和牛顿，之所以在物理学特别是力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都与他们曾参与弹道抛物线、炮弹精确度等研究有关。正是在欧洲中世纪和大航海时代的复杂背景下，西方现代科学革命应运而生，并与前面提到的大机器生产等相结合，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欧洲完成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升级，进而确立全球霸权地位。 霸权模式历经转变但已难以为继 在长期主导世界的过程中，西方内部力量对比不断调整演变。欧洲列强之间征伐不断，整体实力遭到一定削弱，美国于19世纪末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并在一战特别是二战之后进一步成长为综合实力层面的世界第一强国。随着二战结束，世界旋即进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时代。 与传统上推行殖民主义的欧洲列强相比，美苏在国际上的行为模式有所不同，不是直接进行殖民掠夺，而是划分势力范围并建立相应的规则体系。二战结束之初，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世界再次陷入欧洲大陆数百年来不断反复的战争冲突局面，国际社会基于二战胜利成果建立联合国，旨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进行国际合作。但这并没能够阻止美苏争霸并将世界拖入冷战时代。冷战期间，美国主导和依托跨大西洋联盟形成西方阵营，并成立了北约等使“西方”概念更加具象化的组织。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随后30多年来，美国享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战红利，不断强化自身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全球霸权。但在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最大受益者的同时，美国国内经济运行与政策实施出现越来越多问题，过度放任和依赖金融资本获利，导致制造业大量外移，产业空心化加剧；财富分配不均，导致国内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萎缩；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不断上涨，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问题堆积，最终引发选举层面的民粹主义反弹。在以上种种因素叠加之下，“特朗普现象”应运而生，并极大改变了美国内政外交的运行逻辑和行为方式。 如今，秉持右翼保守主义、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美国政府，正在毫不掩饰地对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的一些基本理念与思维表达批评和拒斥，比如美国内部的种族多元、文化包容以及国际经贸层面的自由化、全球化等。在改变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同时，华盛顿的言行和立场也在带动西方主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从左向右漂移，从全球主义滑向孤立主义。就此而言，美国当前的转变将会冲击过去30多年来总体占据上风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治理哲学，继而冲击80年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甚至可能冲击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得以建立的“主权至上”原则。至于相关冲击力度会有多大？目前尚难定论。 美国重整盟友体系动摇西方根基 美国现在外交目标众多，其中就包括整顿全球盟友体系。美方在这个方向上的动作幅度和实际效果，尤其是在与欧洲的博弈和互动中把跨大西洋关系带向何方，将是决定西方会否陷入彻底分裂、甚至“西方”概念是否会被埋葬的关键影响因素。虽然西方内部力量对比经历复杂演变，美欧关系始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毕竟，欧洲是西方文明和现代国际秩序的发源地，也始终是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重要一极。 对于美欧关系，当前国际舆论极为关注的一点，恰恰是双方在诸多议题上的分歧和裂痕不断加剧。首先是安全层面，美国现政府上台以来与俄罗斯就双边关系和俄乌停火等问题展开会谈，这让欧洲产生遭遇“背刺”之感。目前，欧洲主要国家依然坚持援乌抗俄，计划加大对俄制裁。另外在巴以问题和伊核问题上，欧美立场分歧也很明显。在此背景下，欧洲内部反思增多，构建自主防务体系的呼声高涨。 其次是经贸层面。已经延宕三年多的俄乌冲突给欧洲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美国对乌克兰危机推波助澜的目的之一在于拖住欧洲，借机不断割欧洲经济的韭菜，在加大欧洲对美安全以及能源等方面依赖的同时，扩大欧洲在经济竞争力方面与美国的差距。美国政府现在挥舞关税大棒，在新一轮所谓“对等关税”措施中也没有对欧洲盟友“网开一面”，导致美欧经贸层面的离心力增大。 第三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今年慕安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欧洲，称后者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在“美欧共享的最基本价值观”上的倒退，这让欧洲舆论大为震惊。总体而言，当前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表现为反建制和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反经济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等。而这正是欧洲主要国家正在着力应对的难题，欧洲传统主流政党竭力构筑“极右翼防火墙”，正是为了防止激进右翼力量进一步壮大并更大程度地掌权。 第四，美欧对于新出现的“技术加速主义”态度不一。随着硅谷技术精英更加直接和更大程度地参与美国政治，“技术加速主义”的理念与实践在美国国内盛行，即持续加大科技领域投资，扩大美国技术层面优势，并且更多依靠技术手段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难题。但在大西洋对岸，欧洲并不具备美国那样的技术优势，并一直对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扩张以及前沿科技伦理问题保持警惕，因而在“技术加速主义”问题上比较犹豫，难以跟上美国步伐。 由是观之，当前美欧关系裂痕确实严重。但接下来的事态如何演进，尚难判断。美国整顿全球盟友体系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巨大冲击，但华盛顿愿在多大程度上承受与欧洲的疏离甚至决裂还很难说。美国目前竭力维系的全球霸权需要多根支柱，比如军事优势、科技领先、美元体系以及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控等。这些霸权支柱，都离不开盟友的支持：如果没有遍布世界的800多个军事基地，美国根本无法维持和发挥自身军事优势；如果没有盟友的主动配合或被动跟随，美国的科技、美元和话语霸权也都难以持续。 正因如此，作为美国盟友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欧关系的走向将会决定作为整体的西方会否真的陷入一场“历史性决裂”。而美欧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大西洋两岸的博弈与双向调适，尤其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决心和进度。（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