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0日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诞辰110周年。
元旦刚过，老陈（编者注：《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陈日浓）就发来信息，告其已向社里提出建议，希望能够修订再版《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作为今年对艾培诞辰的纪念。老陈是我入职时的老领导，知道我参与过这本书的编选工作，他让我就其再版事宜出出主意，我自感责无旁贷并以我所知合盘相告，但他可能不知道我在两个月前已调离出版社并且刚在两天前退休。
艾培是熟悉爱泼斯坦的人对他的爱称。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很少以职务、官位相称，而大多愿意在姓氏前面加个“老”字、“小”字，甚至直呼其名，以示亲切和平等。所以，人们也叫爱泼斯坦老艾培；所以，我们也一直叫老领导老陈。
艾培在共和国定都北京初期，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女士邀请，由美国重返中国，协助她和金仲华、陈翰笙，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对外英文期刊《中国建设》，并于1979年出任总编辑，1988年改任名誉总编辑。遵照杂志创办人宋庆龄生前意见，《中国建设》在1990年改名为《今日中国》。这本期刊后来一度用8种文字出版11个印刷版、运营7个网络版和1个门户网站，其中有7个印刷版在北美、拉美、中东等地区实现本土化出版发行，成为中国文种和文版最多、走出去搞本土化时间最早和地区文版最多的外宣期刊，2011年荣获全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先进单位称号，2013年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期刊，2011—2013年在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中连续3年名列境外受访者最为熟悉的中国媒体前三位，2014年名列中国媒体移动传播指数报告杂志移动传播百强榜第76位。
《中国建设》杂志社老一辈人对艾培都充满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爱戴，每到他的诞辰日都会设法表达敬意，今年又是逢十的大日子，自然更为重视，早早地就开动脑筋琢磨这事儿了。后来可能是遇到书号和经费等方面的困难，再版的事情没了下文。
3月初，老陈又来信，要我写点短文纪念艾培。我曾先后两次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时间加起来长达24年，完全可以算是《中国建设》的老人；如今又步入退休行列，说是《中国建设》的老一辈人也不为过。《中国建设》老一辈人纪念自己的总编辑和名誉总编辑，这个好传统应该继续传承下去，因此对老陈的要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可是，真要动笔，又不知从哪儿下手，毕竟我辈生来也晚，跟艾培接触并不多，回忆起来只有几个零碎片段在脑海中浮现，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笔记本加以印证，才敢按照宋庆龄倡导的“真实报道”传统和老艾培坚持的“用事实说话”的要求，如实写下几段文字，权作“爱泼斯坦诞辰纪念”这一宏大叙事中的小小补白吧。
以上并非闲话，以下进入正题。
我知道爱泼斯坦，是1985年。
那年4月，在现在以樱花闻名的那个珞珈山大学的图书馆里，我读到一本当时国内还很少见的、印制十分精美的彩色期刊《中国建设》，总编辑的名字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看起来像个外国人。
巧合的是，这个月20日，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这个“外国人”来华工作五十年和七十寿辰，邓小平提前亲临现场祝贺并接见他一家，邓颖超赠送花篮，总书记胡耀邦致贺信，国家主席李先念题词，这是极为罕见的高规格。
但，那时候我可没想到，我很快就会成为这个“外国人”手下的小兵。
那一年，他70岁，我21岁。
我见到爱泼斯坦，是1986年。
那年7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8月份一个晴朗的夜晚，爱泼斯坦以杂志社总编辑的名义在他居住的友谊宾馆设宴招待我们同年来社报到的8名大学毕业生。以这种方式隆重欢迎新人，在杂志社是头一回。
当时听说，爱泼斯坦出任《中国建设》总编辑是胡耀邦决定的。后来知道，胡耀邦在分管宣传工作期间曾提出可否先搞一两个外宣刊物试点，请外国专家做主编、中国同志做顾问的想法，爱泼斯坦这个长期担任《中国建设》执行编辑的中国籍美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拔为总编辑，这一举措也成为中国在对外宣传领域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象征。
史料记载，爱泼斯坦上任以后，按照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对《中国建设》的一贯要求，进一步明确杂志编辑方针、性质和任务，“以办刊物的方法办刊物”，鼓励编辑记者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提倡“独立思考”“文责自负”。
经过几年励精图治，到我入社的时候，杂志面貌早已焕然一新。
那一年，他71岁，我22岁。
我直接服务于爱泼斯坦，是1994年。
那年7月6日，社里领导找我谈话，打算以筹办《中国文摘》的名义把我从编辑部借调到总编室工作半年，并当即按近期、中期、远期给我分派了11项任务，整理爱泼斯坦著作年表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才知道，社里正着手编辑出版一部爱泼斯坦著作。这以后，我除了坚持继续外出采访和写稿编稿，大部分时间精力慢慢转到协助全社多文版杂志编务管理、非贸易小册子、对外公关联络和参与爱泼斯坦著作编选工作上来。
根据我核对翻找出来的工作笔记，爱泼斯坦著作原拟书名为《爱泼斯坦与对外传播》，计划编选1930年代到1990年代他报道中国历史变迁的代表作品。我负责编选和初审了包括《突破封锁进入中国》《赤柱的集中营》和《延安通讯》等在内的18篇文章，对其中5篇过于“陈旧”的文章提出剔除不选的建议，并就此给领导写了4000字的长文阐述我的理由。这是那年8月下旬的事情。
9月27日，我接到爱泼斯坦的老同事老战友沈苏儒先生的来电。老沈说了两个事情，一是他认为艾培著作只有目录，没有稿子，还看不出名堂；二是艾培本人有两篇稿子《陕甘宁边区》和《边区的科学与技术》想揉进另外一篇《延安通讯》中，他觉得很困难，能不能单独成篇也得看著作的篇幅和结构行不行。爱泼斯坦这本书中的很多重要文章都是老沈翻译的。
11月17日，社领导带我们几个责任编辑专程到爱泼斯坦居住的友谊宾馆拜访他，同他谈了正在编选的著作、杂志的内容和发行，他很有耐心地跟我们谈了他的早期经历，兴致勃勃地带我们看了1944年他访问延安时毛主席亲笔签名赠送给他的石印画像——他后来从延安辗转各地都始终随身携带一直视为珍宝——2020年这个画像被中央档案馆收藏，他还借给我们19张珍贵照片，送给我们一本书。对这次谈话，我当时出于记者职业本能，记录了6页纸的内容，事后上交给了领导，现在很遗憾没给自己留个底稿。通过这次拜访，爱泼斯坦帮助我们解决了著作编选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对照这本后来定名为《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的成书目录，发现入选文章最早一篇发表于1940年6月，老沈说的3篇文章也只单独编选了2篇，说明编译人员的建议是被采纳了的。这之后，书的编选工作节奏明显加快。
这期间，我还经手处理过爱泼斯坦撰写的纪念史迪威将军的稿子、纪念中国抗战的稿子，核校过他给中央写的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关于加强经济特区和其他地区的外文工作，以及对减少外文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错误的建议》），还有一件代号为057号的文稿。
那一年，他79岁，我30岁。
我系统阅读爱泼斯坦著作，是1995年。
那年1月6日，社里开会协调爱泼斯坦八十诞辰庆典事宜，成立了筹委会，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做出精细安排，分派给我的任务是协助联络新闻单位、邀请新闻记者、准备新闻通稿。会后，各项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有序推进起来。伴随着文稿一一确定下来，我手头负责的另外一项工作——爱泼斯坦著作的文稿校对在3月份也终于告一段落，可以静待那个盼望已久的高光时刻如同10年前一样再次降临在人民大会堂。
4月20日，江泽民、李瑞环、温家宝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爱泼斯坦，祝贺他在华工作六十年暨八十华诞。江泽民对爱泼斯坦60年来一直致力于国际宣传和对外传播事业给予高度评价。杂志社将新出版的《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作为礼物，赠送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满面笑容的江泽民一边翻阅这部著作，一边高兴地赞扬这是一本有利于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好书。同其他与会者一样，我作为媒体接待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得到一本新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参与编选和校对的这本书的全貌，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系统阅读爱泼斯坦著作。
爱泼斯坦15岁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因受埃德加·斯诺和宋庆龄等人影响，逐步走上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时期，他深入抗战前线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现场采访报道。1938年以后，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负责编辑《保盟通讯》，向世界传递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保盟通讯》被视为《中国建设》的前身，它所秉持的“真实报道”原则被视为《中国建设》的优良传统。
《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这部著作由于篇幅限制，只收入了《保盟通讯》中的2篇文章，包括前面提到过的《赤柱的集中营》。这篇文章，我在编选的时候印象就比较深。它用白描的手法客观记叙了赤柱集中营的位置、营内组织、食物、燃料、卫生和医药等各方面情况，其精细程度和重要性完全可以视为“军事情报”，最精彩的片段是如何设法从集中营“逃走”（原文就是如此朴素，看起来一点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感觉）。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爱泼斯坦被关进赤柱集中营，但一直想找机会逃跑。几个月后，他和几位难友偶然在海边发现一艘小艇，便冒险一起驾船出逃，历尽艰辛终于在渔民的帮助下抵达澳门。这篇文章没有写出来的是，在逃脱日本人的魔掌后，爱泼斯坦又辗转来到重庆，他拒绝国民党邀请，而选择继续为内迁到陪都的“保盟”工作。他通过联合劳动新闻社把宋庆龄写的一封信《致美国工人们》发到了国外，宋庆龄在信中敦促美国劳工界“把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并向外界揭示了中国可能发生内战的危险。
《延安通讯》是《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这部著作的必读篇目。1944年，国民党在封锁陕甘宁边区6年以后,迫于各方压力而同意一个中外记者团进入延安，爱泼斯坦是记者团成员之一。他在延安和晋绥根据地采访了5个多月，为美国《纽约时报》提供了24篇新闻通讯，并于1945年在印度结集成书《我访问了延安》（IVisitYenan），为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活动提供了许多鲜活材料。收入本书的《延安通讯》由其中5篇文章组合而成，它们是《反共堡垒西安》《阎锡山将军的奇妙山头》《对人民中国的最初印象》《新民主主义的人民自治》《在敌后》。翻译这些文章的老沈认为：“这些通讯具体、生动、通俗易懂、无政治说教，是继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之后的又一杰作”，“研究他（爱泼斯坦）的通讯集可以写出一篇很有价值的新闻学博士学位论文”。
在《新民主主义的人民自治》这篇文章中，爱泼斯坦如实记录了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列席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见闻。他在现场看到，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包括边区政府官员、开明士绅、农民、地主、伊斯兰毛拉，甚至还有一位以前当过国民党民团首领的商人和一位现任的国民党籍县长。他亲耳听到并记录了这些人对边区政府工作进行公开而坦率的讨论，有肯定、有批评、有分析、有建议。他亲身感受了“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区内不那么正规的基层政权为人民办事的方式和语言”，认为“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他看到，为了克服困难，“（边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同技术人员一起想办法”，“用自己的双手发展生产”。这次经历让他实地观察到“这一地区性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样板是怎样运作的”。他给留在重庆的妻子写信说：“这个边区不光是一个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这部著作由黄华作序，全书共收录爱泼斯坦在1940年6月至1994年5月发表的53篇文章，由4个部分构成，即“解放前发表的新闻通讯”6篇、“在《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发表的通讯及专文”21篇、“建国后在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18篇、“对外传播业务”8篇。这次初步地系统阅读爱泼斯坦著作，确定无疑的同时加深了我对爱泼斯坦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了解和认识。
那一年，他80岁，我31岁。
我现场受教于爱泼斯坦，是1996年。
那年1月23日下午，杂志社在顶楼大会议室举行爱泼斯坦出访美英之行报告会。正常情况下，他会经常出去走走，探亲访友，并对西方社会进行考察，每次回来都会给社里局里同志分享他的见闻和思考，并对我们如何改进期刊质量和提高外宣工作水平提出建议。前面提到的《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这部著作里面，就收录了他几次讲座的整理稿。
在这次报告会上，他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的形象在很多方面都被扭曲了，尽管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但因为我们出版的书刊很少，即使有一些外面也很少见到，给人留下的中国形象只是经济发达。他花大量时间分析了我们的读者：“我们的读者群，一部分是老读者，年纪很大，正在萎缩；另一部分是年轻读者，对中国的潜在兴趣很大”。他提醒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读者，要记住两点：也许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有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所以不要过高估计他们的知识面，但他们绝对具有大学生的理解能力，所以也不要过低估计他们的理解力。这是他逢人必谈的“读者观念”的再一次展现，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们的读者是外国人”，“要设身处地替读者着想”，“要让我们的报道能使外国读者明了”，“（报道）要有深度，不要浅尝辄止”。
这次会上，他还明确提出：“《今日中国》要通过人民生活反映中国的建设”，并表示“我们的杂志是轻武器，必须生动活泼”。熟悉《中国建设》历史的人应该知道，“生活”“建设”与“生动活泼”是我们杂志的几个重要关键词。他在这里实际是强调，新时期仍然需要坚持宋庆龄和周总理一贯倡导的行之有效的编辑方针，继续发扬真实、生动的报道风格。他也不忘给我们打气鼓劲，并提出建议：“我们的杂志对来中国旅游的人们最有吸引力，他们有可能成为订户，但订阅手续要简便，甚至在饭店就能订到”，“要改进杂志外观，提高图片质量和译文水平”，“编辑写文章还要有推广意识”。
我记得这次会上还出了个小插曲，就是爱泼斯坦在讲述过程中，多次提到斯诺，翻译可能走神，每次都给误译成“白雪”。埃德加·斯诺被爱泼斯坦视为自己的“引路人”，他曾说“结识斯诺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和斯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斯诺访问延安后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生动讲述延安的情况，令爱泼斯坦大开眼界深受震撼，让他也产生了去延安采访的强烈愿望。对于译者的误译，起初他并没及时做出反应，忍了几次以后，不得不当场予以更正。《中国建设》老一辈人都说爱泼斯坦较真，我这回可真是见识到了。
这让我联想到他夫人黄浣碧说过的另外一件事：1985年4月，爱泼斯坦看到《中国日报》有篇庆祝他七十寿辰的报道文章，在“最后两行”说他和斯诺“两人共同写过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这是往他脸上贴金，他不干了，认为“这是不太准确的”，便写信给报社说“我们俩的确彼此非常熟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合写过什么东西，总是分开写，他写得比我好”，并特意强调写这封信“只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中国日报》以“这是不真实的”为题，刊登了他的这封信。这就是爱泼斯坦求真较真的精神。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正式场合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那一年，他81岁，我32岁。
我参与研讨爱泼斯坦，是2012年。
那年6月21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北京后海宋庆龄故居举行《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出版座谈会，唐闻生副主席出席并致辞，爱泼斯坦夫人黄浣碧、宋庆龄和爱泼斯坦生前友好代表、相关机构代表等60余人参加座谈会。我在会场才拿到这本书，临时被告知要代表爱泼斯坦生前工作单位发言。我只好在别人发言的时候，现翻书现构思打腹稿，好在我平时读过一些相关史料，所以轮到我上台时居然“现挂”了一篇10多分钟发言（后来整理成文收入我的《中国故事》一书），跟爱泼斯坦共事几十年的老局长林戊荪那天听了特意跟我说“讲得挺好”。
我在会上说，基于爱泼斯坦的长期革命实践，以及宋庆龄与爱泼斯坦之间的长期合作和友谊，宋庆龄对爱泼斯坦十分信任。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宋庆龄想在她担任主席的中国福利会麾下创办新的国际宣传期刊时，很快就想到爱泼斯坦和邱茉莉，要请他们回中国来帮忙。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答应她，然后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地一路奔向新中国，回到宋庆龄身边，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红色政权初创的对外传播事业，并为此奉献终身。
从往来书信中，我们看到，宋庆龄对爱泼斯坦和邱茉莉是很关心的，她亲自过问两人的工作安排，还怕当时国家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主管《人民中国》的领导有意见，为此专门给刘尊棋写信做工作，过后不久还任命爱泼斯坦和邱茉莉为《中国建设》杂志的执行编辑和助理编辑。对于宋庆龄的关心和信任，爱泼斯坦给予热情回报，他致信宋庆龄感谢她对他们俩夫妇的欢迎和任命，表示他们期待着与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部合作，随后他协助金仲华和陈翰笙等人，积极投入杂志创刊工作。
爱泼斯坦和宋庆龄的友谊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上的，是对《中国建设》杂志共同的爱把他们连接起来了，他们在往来书信中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杂志的事情，有些书信今天读来还是十分感人。1953年3月14日，宋庆龄致信爱泼斯坦和邱茉莉，这是一封篇幅很长的信，谈到杂志的封面设计、刊名的字体和摆放位置、要闻标题的位置、图片和文字的质量、专业人员的增配和培训，以及杂志社内各部门特别是北京和上海两个办事处之间的联系。
这本书信集，从历史当事人的角度澄清了许多后人模糊不清或众说纷纭的事情。比如刊名，1953年3月14日宋庆龄致信爱泼斯坦和邱茉莉，明确表示：“我同意给我们的杂志取个新刊名。我们已经完成了共和国重建阶段的任务，并且踏上了走向更高阶段的征程。……同时我自己也在考虑新刊名。它不仅必须符合当前的形势，也要能够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同一天，宋庆龄致信邱茉莉：“请把这封短信给艾培一阅。当你们俩喝‘老乌鸦’（老乌鸦牌威士忌酒）的时候，别忘记给我们的杂志取一个好名字。”一天之内两封信，两次提到要取新刊名，这为后来《中国建设》更名为《今日中国》埋下了伏笔。
比如创刊时间，1951年12月4日，宋庆龄致信爱泼斯坦和邱茉莉：“我终于可以确信，《中国建设》真的要在本月面世了。”11天后，宋庆龄致信爱泼斯坦说，我“已经看到了新出的杂志。作为创刊号，图片不够清晰和生动。”这说明，《中国建设》创刊号是在1951年12月出版的（这在全程参与创刊工作的鲁平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说《中国建设》创办于1952年1月，只是后来人们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说法。
比如报道题材，1952年1月24日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52年3月25日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52年6月20日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仅从这几封信就能看出，宋庆龄一再要求《中国建设》及时报道国际关系、国际关注热点和国内重大时事，并不是像后来一些同志说的那样不碰政治时事。在前面提到的1953年3月14日那封信中，宋庆龄还提出，我们的杂志“要与其他许多杂志竞争”。
这本书信集，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宋庆龄和爱泼斯坦的爱国精神、待友之道和办刊思想的珍贵史料，是一笔宝贵财富，足以激励我们努力继承宋庆龄的办刊思想，在宋庆龄与爱泼斯坦深厚友情的温暖下，进一步办好无数前辈付出心血和精力的杂志，让更多的外国人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
那一年，是他离开我们的第7个年头，是我调离杂志6年后再次回社任职的第5年。
我指导研究爱泼斯坦，是2014年。
那年9月11日，英文版编辑部副主任刘毅同志向我提交了她撰写的研究爱泼斯坦的文章《始终坚持用事实说话——浅述爱泼斯坦的新闻事实观》。
要她研究爱泼斯坦，是我交托给她的任务，她被这个事情折磨了整整10个月，交稿那一刻紧张地看着我，说话也不太利索，很有一点点忐忑，得到认可后又显得如释重负、两眼放光的样子我现在都还能回想起来。
说起这事的来由，还得往前捯饬。那些年，新技术新媒体开始快速发展，导致传播载体、传播方式和读者阅读习惯都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传统媒体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所措，一些老牌媒体甚至被新浪潮所淹没。为了应对变化，我一直在思考：媒体的本质是什么、读者需求如何满足、历史和传统可以提供哪些经验、爱泼斯坦几十年的成功实践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针对这些问题，我有意识地在我们的选题策划小组和外刊研究小组里物色合适的解题人选。2013年11月13日，我找来刘毅，请她抽空好好研究一下爱泼斯坦，撰写一篇研究论文，我给她出的题目是《爱泼斯坦外宣实践的现实意义》，特别强调不要纯理论，要考虑对当今对外传播工作特别是《今日中国》应对新变化的现实意义。刘毅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我见过她写的一些东西；她又接触过爱泼斯坦，跟他打过交道，所以，我对她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是有信心的。
时间来到2014年3月13日。这天上午，刘毅给了我一张题为《艾培的对外传播实践》的思维导图，直观而详尽地呈现了她的逻辑思路，第一层四个分支：新闻记者的基本功、新闻语言的要求、基本新闻观和对外传播思想，每个分支再往下细分，有的深入到第五层，每一层都有若干个点，所涉及内容涵盖爱泼斯坦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的方方面面，说明她是经过认真思考了。我仔细看了这个思维导图，觉得符合我的意图，肯定了她的思路。这天下午，我们一起进一步商议了具体选题和写作框架。今天翻看我当年的工作日记，我在那一天是这样写的：“收刘毅研究艾培的思路图，下了功夫，有创意。”
又过了半年，到2014年9月11日，刘毅的研究论文出手了，它由“事实是新闻的生命，是记者的名誉”“平衡报道：成绩是事实，问题也是事实”“事实为立场服务”“影响真实报道的几个因素”“事实不等于枯燥”和“基于事实，又高于事实”这6个部分的内容构成，主要讨论了爱泼斯坦对事实报道的看法与实践。在刘毅笔下，“事实”是爱泼斯坦最坚定的新闻信仰，被他视为生命和名誉，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不论对成绩，还是对问题，他都主张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只有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才能谈各种技巧与手段，从而让读者接受我们的立场。刘毅认为，爱泼斯坦作为著名的老记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论述了自己对新闻“事实”的思想，提出了一些可以操作的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贯穿在他几十年的新闻实践中，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就，在今天依旧具有极大的价值。对照来看，这篇论文比较好地体现了思维导图的内容设计和我们商定的研究意图，所以我当天中午就向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陈燕同志做了推介，后来经过压缩的文章由《对外传播》刊发了。
我们都因为能够以此研究成果告慰爱泼斯坦而感到无比高兴。
那一年，是他走后的第9个年头，是我出任总编辑的第2年和再次被调离前的第3年。
我撰文纪念爱泼斯坦，是2025年。
今年3月，我开始翻找工作笔记，查对各种事实，纠正各种记忆偏差。然后，在4月份，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拉拉杂杂写下这篇纪念爱泼斯坦诞辰110周年的万字长文。这一年离我知道爱泼斯坦整整过去了40年，离爱泼斯坦逝世也有20年了。
我尽可能按照爱泼斯坦提倡的那样“用事实说话”，努力做到述而不议，也尽量避免评价性和结论性的语言——这是回忆性文章通常会有的写作风格。使用平实语言，摆事实，让读者做结论，爱泼斯坦一直这样做，我也跟着他学。
我认为，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传承。每一个国际传播事业的后来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认真研究老前辈爱泼斯坦的新闻传播思想和实践，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结合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开拓创新，把宋庆龄开创的真实报道中国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11年前，刘毅从对爱泼斯坦的研究中感悟到，记者之所以被称为记者，关键不在于他是用纸笔还是用电脑，是用电报还是用社交媒体；记者之所以被称为记者，关键在于他是否符合这个职业的一些基本要求，比如报道的真实与准确、讲真话的勇气、不断追问的好奇心、对事实客观而深入地分析、关注读者需求又能引导读者思考，等等。这也是我们为何重新阅读爱泼斯坦，重温他的新闻理念，力图从一位老新闻人的实践、探索与思考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我们今天重新学习爱泼斯坦、研究爱泼斯坦，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
谨以此文向我们的老艾培——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同志致敬！
（本文作者唐书彪曾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